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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解释，特区政府在2018年完成讨论并发表就豁免选举开支的报告，廉署要等待报告内容，才决定检控与否，又指在公开平台搜证需时，案件非单单针对广告开支，而是涉及整个选举策略，案件规模庞大、具有严重性。法官其后要求控方交代详细陈词，解释检控有否延误，又称控方并无提及策略性投票有问题，不认为检控有政治意味。
当年戴耀廷提出的所谓“雷动计划”招募选民根据计划提供的建议投票，目标是借词操控选举结果争取反对派于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取得达半议席。
香港廉政公署去年7月26日落案起诉戴耀廷等3人。当时香港廉政公署发言人介绍，廉政公署此前接获投诉，指有人涉嫌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并展开调查。经征询律政司法律意见后，廉政公决定落案起诉戴耀廷、叶剑青、石守正3人。他们被控4项在选举中“作出招致选举开支的非法行为罪”罪名，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23（1）条。
戴耀廷2019年前往监狱服刑 图源：香港“东网”
控罪称， 3名被告并非候选人或任何候选人的选举开支代理人，却在2016年9月4日举行的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中作出非法行为，招致选举开支共逾25.3万港元，以用于在《明报》及前香港《苹果日报》刊登六个广告。
廉政公署发言人称，只有候选人或获候选人书面授权为其选举开支代理人的人士，方可招致选举开支。廉政公署当时提醒，已陆续为即将举行的选举推出相应的宣传教育计划，提醒候选人、选举代理人及选民必须遵守相关法例。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日，据香港大公文汇全媒体报道，“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畏罪逃离香港。
钟剑华24日晚在脸书发文称，自己已乘飞机离开香港，前往英国，“打算在海外生活一段时间”。他声称，“不愿作逃兵，但无奈要逃避，不愿父母为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而忧戚”云云。钟剑华24日深夜接受港媒采访时声称，早前曾被警方根据香港国安法约谈，但不便透露详情。
资料图 图源：香港“点新闻”
香港“东网”称，多名反对派人士筹办非法“初选投票”，去年1月涉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拘捕。协助举办非法“初选”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也被警方调查，该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去年1月7日曾到湾仔警察总部协助调查，当时他声称无任何资料可向警方提供，也未向警方提供任何资料。
对于钟剑华离港要去“海外生活一段时间”，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今日在脸书发帖文嘲讽：钟剑华离港要去“海外生活一段时间”，就是要“移民”了。梁振英反问，“请问钟剑华，有没有在香港机场向入境处人员交回特区护照和身份证？”
“香港民意研究所”多次被爆出与乱港组织关系密切，2004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期间，该研究所主席兼行政总裁钟庭耀亲口承认其民调接受了“美国民主基金会”（ned）及下属“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ndi）的资助。2012年8月，钟庭耀被爆收取来自美国超过7万美元的资助以及“英国网络观察基金会”的5万英镑。2018年，“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被曝操控钟庭耀“民调”。
香港连续两日新增确诊低于500
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质素及标准）刘家献指出，现时有2002名确诊病人留医，过去一日新增2名病人情况危殆，3人情况严重，16人于深切治疗病房留医。过去一日有139名确诊病人康复，当中62名病人出院。6人入院筛查时确诊，7名同房病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此外，医管局累计共22266名职员曾确诊，其中21692人已返回工作岗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第五波疫情在数据呈现上已趋平缓，但疫情过后留下的社会心理疾病仍然值得引起重视。许多香港市民出现抑郁、焦虑以及高压心态问题。
近期有社会服务组织进行社会调查发现，香港第五波疫情暴发以来，使用网络平台进行心理咨询的人数大幅增加近70%，今年头三个月寻求心理辅导的市民人数较去年同期激增两倍。在3749名受访者中，有接近一半人出现中度乃至非常严重的焦虑症状。因此也有专家发出呼吁，特区政府应该将精神健康一并纳入新冠防疫及康复方案之中。
外界注意到，香港特区政府宣布5月1日起容许非香港居民由海外入境，并放宽航班“熔断机制”。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今日（25日）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放宽相关安排是好的信号，让外界知道香港疫情已平稳。
姚柏良认为，相关安排有利商务客来港，旅客仍需强制检疫最少7日，相信一般旅客来港机会微乎其微，又指新安排对香港旅游业虽未有实时提振，但能为酒店及航空服务业带来一点帮助。他亦提及，5至6月的检疫酒店房间所剩无几，建议特区政府与业界商讨，增加房间数量。
劏房一度沦为疫情重灾区
今年春节以来在香港暴发的第五波疫情似乎已近和缓，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从最高峰时期的7万多回落至近期的500以内。随着特区政府4月21日起逐步放宽防疫措施，香港社会似乎恢复了以往的繁荣与忙碌。许多香港市民沉浸于社会“复常”之后的种种，急于将疫情期间的惊魂未定抛于脑后。
但这不意味着香港第五波疫情留下的许多教训也该被一并抛诸脑后，比如，劏房大面积染疫的教训时刻追问着人们。
香港社会团体“全港关注劏房平台”此前访问了数百名劏房住户，得出的调查结果令人揪心。有7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与家人同时确诊，当中有超过40%人多是被同住的家人传染。由于通风不足增加播疫风险，48%的受访者指住所内没有足够窗户，另有7.2%的人提及住所有足够的窗户，但是不能使用。至于确诊后的担忧，77%的人指，没有足够空间分隔确诊与没有确诊的家人，另外各有68%的受访者表示，没有足够药物或没有足够的物资支持隔离时的日子。
一人确诊，全家感染，这是一个足够令人皱眉的严峻情况。事实上，劏房问题不仅置于公共卫生的语境下，更存在于消防、治安等更多领域。这是一个禁不起折腾与变数袭扰的脆弱之地。
劏房问题与香港社会的贫富差距悬殊有关，是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一直以来，居者有其屋，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而言属于一个难以顺遂的愿景。由特区政府兴建的公屋似乎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但由于开建数量与排队摇号的广大贫苦阶层相比实属杯水车薪。据港媒报道，今年4月的数据显示，香港公屋轮候平均周期大约是6年，重回1999年的水平。“上楼”遥遥无期，困扰了许多居住条件艰苦的劏房住户。
香港第五波疫情，再一次将劏房的问题暴露在社会公众面前，这是一个必须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去解决的问题。值得欣慰的是，上至中央，下至特区政府，乃至于第六任特区行政长官参选人都已将工作重心聚焦在香港的房屋问题上。
香港文汇网今天发表社评：支援劏房居民要眼前与长远并重。全港目前有超过22.6万人居住在类似逼仄的劏房之中，这22.6万人置于全港700多万人而言已是不小的比例。这显然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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